来源：党史博览 

核心提示：在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１２０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对祖国内地很向往 

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１９５９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金庸的政治社评具有旗帜鲜明的特点。纵观金庸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绝大部分是针对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评论，也有一些是他对祖国内地“文革”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发表的意见。从这些社评中不难看出，金庸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多来自于当时的极左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大都体现在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金庸执笔撰写的社论。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所有评论又都是针对前一天在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为此在《明报》上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的社评。金庸还针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在香港《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伙对于香港《明报》又鞭长莫及。香港《明报》在那一时期曾被内地列为“反动报刊”。当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评也并非至善至美，特别是他对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于他多年居住香港，对内地的了解难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办《明报》期间，在他笔下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偏激之词。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对祖国内地的向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尽管金庸１９４８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以来，他已经先后三次越过了罗湖桥，回到了内地的土地上。金庸第一次从香港来到北京是在解放后的１９５０年，当时他希望通过从前在香港文化界结识的友人乔冠华，借以实现他从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梦。不过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等诸多原因，此次北上这一愿望没能实现。金庸第二次回到内地是１９５３年，当时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处理与前妻杜治芬的离婚事宜。第三次是１９６２年，他因事回到广州。这三次内地之行，对于金庸来说都是来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记忆中，内地给他留下的始终是一片灰暗的色彩。尤其是在“文革”期间，金庸在香港所能获得的信息，几乎都与“四人帮”一伙搞的“打、砸、抢、抄、抓”有关。所以金庸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对祖国内地的关注和向往就变得更加强烈。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内地，特别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内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不过金庸始终没有轻易提出回内地访问和参观的要求，因为他担心自己“文革”期间在香港《明报》发表的那么多过激的言论，回来后会不会受到欢迎。 

尽管有种种顾虑，金庸本人返回内地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思归之心也与日俱增，而邓小平的出山给金庸心里带来了更大的兴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金庸对中国共产党所持态度发生的根本改变，在于他亲眼看到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对１９８１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尤其赞许。 

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拨乱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奋之余又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特别是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有一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都看新华社电讯，然后亲自提笔撰写赞许的文章。金庸在《明报》上如此关注和赞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明报》与此前相比焕然一新。在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为佩服的同时，金庸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也就在１９８１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访问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党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虽然《明报》从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金庸和他的《明报》在“文革”前后对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位素有武侠风格的作家和著名报人，在思想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团结金庸和团结《明报》显然对于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归大有益处。于是党中央对金庸渴望返回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很快就作出了回应。